1937年上海“八一三事变”：国共合作抗战的起点

1937年，上海“八一三事变”爆发，这一事件深刻震动了整个中国。国共两党的战略选择逐渐变得鲜明而急迫：尽管此前两党关系复杂且充满争议，但面对日本的侵略威胁，所有的争议被迅速搁置，统一战线成为当务之急。双方达成共识，决定放下分歧，共同抗击外敌，开启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篇章。

尽管在这一大局下，蒋介石要求在抗日队伍中仅给予共产党3师6旅12团的编制，中央政府仍心无旁骛地同意了这个条件，最终促成了八路军的正式成立。

新四军的诞生与整编

然而，距离西北的根据地还有一支力量尚未纳入这一大框架，这支由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组成的上万人的队伍，成了国民政府心头的另一块“难啃之骨”。为了有效整合这支队伍，南京方面付出了极大努力，最终选择了叶挺——一个早已脱党十年的红军将领，担任新四军的军长。

新四军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，参谋长的选拔则成了一个棘手问题。叶挺的意向与延安中央的意见存在差异。虽然军长和副军长的选人相对明确，但参谋长这一职位一直没有定论。最终，在毛主席的决定下，第一任新四军参谋长人选得以确立。

蒋介石的野心与新四军的编制

新四军的队伍，事实上是由那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后，留守在苏区的红军与地方游击队合并组成。虽然蒋介石明知八路军由毛主席和朱德领导，根本不可能轻易干涉，但他却心心念念地希望能将目光集中到这些“规模较小”的南方游击队上。

当时，蒋介石极力想要将这支队伍交由他自己的亲信指挥，如陈诚或张发奎等国民党将领。这样一来，他可以完全掌控这支队伍。但红军方面自然不愿轻易将军权交给国民党的高级将领。蒋介石的思路陷入了困境，而叶挺则成了那个能够折衷的选择。

叶挺的背景与历史角色

叶挺，曾是孙中山的警卫团营长，且参与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各种事务。1924年，他被派往莫斯科学习，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开始了他在红军中的辉煌生涯。无论是在北伐战争中的“叶挺独立团”还是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中，叶挺都展现出极强的军事才能和个人魅力，成为一位颇有名气的军事指挥员。

然而，由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反叛，叶挺选择了与贺龙一道参与起义，但他也因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流亡生活。直到1937年，周恩来派人秘密与叶挺会面，告知即将实现的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计划，叶挺才决定重新出山。

叶挺重出江湖与新四军的诞生

在“八一三事变”后，叶挺主动提出参与南方游击队的整编工作，并为队伍命名为“新编第四军”。红军方面虽不情愿将军权交给国民党的将领，但蒋介石看中叶挺已经与共产党断绝关系的背景，认为他更适合领导这一队伍。

因此，新四军的名字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认可。虽然蒋介石的理解是把新四军看作国民党“第四军”的延续，而毛主席则认为这是红四军的延伸，实质上，两党都通过这支队伍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。

参谋长的任命与选拔的复杂性

1937年9月28日，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，但叶挺并未立即就任，因为他清楚，必须得到延安中央的认可，才算是真正的职位。毛主席通过电报提出，若叶挺愿意恢复党籍，便可领导南方游击队。经过一个月的考察和毛主席的批准，叶挺最终恢复了党籍，并成为新四军的正式军长。

新四军的副军长一职最终由项英担任。项英，作为新四军的灵魂人物，不仅是这支队伍的杰出领导者，还被美国记者史沫莱特评价为将新四军训练成敌后最有效、最文明的军事力量。

新四军参谋长的难题与张云逸的出现

1938年初，叶挺和项英开始着手组建新四军，但参谋长的选拔却拖延了许久。参谋长对于部队的运作至关重要，负责日常训练、战场指挥和战术制定等关键任务。然而，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并不多。叶挺最初考虑的周士第此时已经在八路军担任参谋长，且不再可能转职。于是，叶挺转而考虑了另一位人选——周子昆，尽管他的资历较低，中央认为他无法担任这一重要职务。

与此同时，项英提出了两位备选：一是曾在井冈山与毛主席共同战斗的陈毅，另一位是具有丰富政工经验的刘英。然而，毛主席和中央认为，尽管刘英在政工方面表现出色，但军事指挥能力仍不足以担任参谋长一职。

张云逸的任命与新四军的稳步发展

经过多方讨论，毛主席提出了最终人选——张云逸。张云逸的革命资历堪称深厚，不仅与邓小平一同领导百色起义，还曾是红七军的军长。他在与国民党高层的接触中，展现了出色的外交技巧和极高的威望，成为国共合作的重要桥梁。最终，张云逸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长，与陈毅共同带领队伍在闽浙粤地区集结，投入抗日斗争。

张云逸与叶挺、陈毅一同，承担了新四军的领导责任。直到1941年，皖南事变后，张云逸临危受命，协助陈毅领导新四军，直至全国解放。

张云逸：从抗战到解放的英雄
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云逸虽然由于健康原因早早离职，但他依然获得了国家的高度认可。1955年，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，尽管他对此表示推辞，但毛主席坚信他的贡献足以与元帅相比。因此，张云逸成为了唯一一位享有元帅待遇的大将。

张云逸的经历与贡献，深刻诠释了中国革命中的英雄主义与国家的历史记忆。